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波士顿、纽约：创新中，政府该如何作

发布时间：2015-04-03 00:00:00浏览次数 次

温暖的美国西海岸，适宜的自然气候加上自由随性的创业氛围，没有政府扶持，却孕育出苹果、谷歌、Facebook等互联网企业，改变着全世界人们的互联网生活方式……在上海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，不少人对这种硅谷模式心生向往。
　　
　　但学习硅谷模式，并非一味就是“不管”。事实上，从加拿大到美国，不少业内人士都认可这样观点：政府在推动创新活动中，可以有作为，只是作为的方式需要研究。
　　
　　中外政府部门做着相似的事
　　
　　记者探访的第一站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创新研究厅。这是一个和国内地方科委功能定位相类似的政府机构。有多类似？当创新厅科技成果产业化主任乔治·卡迪特介绍他们的工作内容时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熟悉。
　　
　　比如，论政府主要职能，都涉及了三大领域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的项目人才、支持高新技术成果通过企业实现产业化、支持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科技金融。再如，支持的方式也非常类似：有面向企业、研究机构的直接支持，也有通过搭建一些公共的技术研究平台，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。
　　
　　而且，安大略省创新厅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。以面向省内科研机构的“安大略省卓越基金”为例，平均每个项目可获得100万—400万加元的政府资金，折合人民币约500万—2000万元。在过去10年里，全省共有143个项目获得支持，投入总金额约5.62亿加元。
　　
　　对于刚刚萌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省创新厅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。由几名多伦多大学毕业生创办的OTI公司，是一家从事OLED（有机发光二极管）技术开发的初创型企业。自从报名参加一次展会后，就被政府部门相中，后者不仅提供了项目支持，考虑到主创团队中有两名中国籍学生，还介绍他们参加“安大略省经贸访华团”，走访了中国各大城市。
　　
　　再来看美国波士顿。以波士顿为首府的马萨诸塞州，拥有哈佛、麻省理工等300多所高校，而政府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以及介入程度也不少。此次波士顿采访期间，正值落户上海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机构，在波士顿创立中美企业创新中心，不仅州长亲自出席中心揭幕典礼，当地一流的科学家、教授、律师、风险投资家，也相当“买账”，齐刷刷地来为州长“站台”。
　　
　　这似乎和我们惯常想象中的美国文化相悖。对此，新英格兰六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麦克尔·托马斯的回答颇有意味。他认为，从美国文化的承袭而言，以波士顿为代表的马萨诸塞州，与欧洲大陆文化亲缘性更近，理念偏传统保守，因此也更认可政府的权威性。相比之下，以加州硅谷为代表的西海岸地区，本身就是西进拓荒时代的产物，其文化基因就是“野蛮生长”，与政府的依附关系较弱，自然就会孕育出如苹果、谷歌那样的互联网公司。
　　
　　麦克尔认为，加州硅谷模式和麻省波士顿模式之间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，但从城市文化相似性而言，波士顿模式可能更适合上海借鉴。
　　
　　他们非常讲究方式方法
　　
　　既然中外政府都在做相似的事情，为何从实际效果看，还是会有很大差别？还得从具体细节和方法说起。
　　
　　就拿安大略省创新厅来说，他们支持创新固然不遗余力，但也非常讲究方式方法。例如上面提到的“安大略省卓越基金”，对于获得支持的研究机构或企业而言，卓越基金只负责解决整个创新项目1/3的资金来源，剩余的2/3，必须由被支持者另外向私营机构或基金寻求帮助。而且对于非基础研究项目，政府在直接支持前，必须先确认，该项目已有其他社会资金的支持——这说明该项目的潜在市场价值已经被看好，从而巧妙地借市场的判断来为政府的决策“背书”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安大略省还有一套完整的创新支持网络覆盖全省，称为“安大略省企业家网络”。它的顶层是创新厅，中间是一批独立的、非盈利机构，如“安大略卓越中心”（简称OCE），有点像上海的科技孵化器、或是某些科技事业单位。除了省创新厅直接支持的少数项目之外，其余项目的发放权都在这些非盈利机构手中。
　　
　　再下面一层，就是遍布全省各地区的小型咨询机构。这些机构由于对当地的产业发展定位相当了解，可以给出针对性的建议。例如，对于符合本地区产业导向的科技企业，他们会从“企业家网络”中寻找投资者、研究机构、政府项目，给企业以支持；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，他们则在商贸方面提供支持。
　　
　　在号称“政府什么都不管”的美国，在创新活动中，同样看得见政府的影子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，有一个名叫HARLEM生物空间的孵化器，由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（NYCEDC）创设。来自哥大生物医药工程系的副教授赛缪尔·K·谢是这里的主管，他介绍说，政府给予的初始资金主要用于采购科研基础设施，之后的赞助投资、租赁经营均为市场行为。每个创业者可以每月花费995美元租用一张课桌大小的办公台，并共享空间内所有的科研装备。
　　
　　黄曦就是24张桌子的主人之一，他觉得这个价格低于当地房租，完全可以接受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每周两次开研讨会，专利律师、注册会计师、大公司风投及研发部门负责人都会受邀前来。其中包括针对创业者申请联邦基金的短期辅导课，加之20小时申请书预审核查。“这套服务价格在市场上约需1万美元，很值。”而如果赢得激烈竞争并申请成功，黄曦的“血液离体动力学”项目可获得一份小微企业研发基金，在9个月内接受两期共200多万美元的投资，而且政府也不参股，完全无息无偿。
　　
　　政府更应该做什么
　　
　　纽约大学城市规划与交通政策专家郭湛说，他经常收到来自国内记者的提问，询问政府该如何决定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方向，或是询问某地某个产业是否应该淘汰。他认为，这些都是“伪命题”。技术的革新、产业的更迭都是市场行为，政府不应该干预具体某个产业的生与死。
　　
　　在纽约城市发展历史上，就有过相应的教训。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玛丽·斯坎隆举例，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，为了鼓励工业界投资建厂，出台了投资税减免法。结果，随着郊区新厂的建立，纽约的制造业工人也随之外迁，导致纽约制造业水平的滑落，无形中扼杀了大城市发展工业的可能性。
　　
　　那么，政府应该做什么呢？对于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，拥有随时灵活调整的能力，甚至是预判能力。例如，当谷歌等科技公司看中纽约昔日制造业留下的旧楼，准备改造成供科技公司使用的商务楼时，政府可以立即出台相关法律。再如，在城市宜居度上下功夫，比如，提供公共交通效率、降低犯罪率、改善空气质量，等等。
　　
　　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有相似的经验。安大略省前省长麦坚迪在2004年时，曾顶着压力，在安大略建立了加拿大首个“研究与创新厅”。当时，很多反对者甚至同僚对此并不理解和认同，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更需要的是“搞钱”，而不是其他什么。而麦坚迪坚持认为，财富是产生于创新与研发过程中的。如今，事实证明了安大略省当年的明智，“世界其实并不缺钱，资金会跟着创新而来”。